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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虽然对西方议会制多有批判，但他并不反对议会制本身。

由此可见，新立法法第118条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修改和废止监察法规的规定相当于通过立法方式排除了新立法法管辖的立法事项，尊重了宪法保留原则的要求，将监察法规的立法要求纳入宪法保留领域。可以看到，剩余权利原则与剩余权力原则都与宪法保留原则有关，但两种原则产生的是与宪法规范关联的不同要求，一种是接受性的，一种是排除性的。

不论是资本主义类型宪法，还是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目前都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行宪经验。三是在界定宪法保留事项时，必须要严格地区分宪法文本上的沉睡性条款与宪法保留条款之间的本质的区别。但如果在宪法学知识体系中引入宪法保留原则的概念就会非常容易地发现，在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规范和宪法原则都属于明示意义上的宪法规定，而宪法规范还可以通过解释宪法条文之间的关系、宪法原则与宪法规范之间的联系等等方式，合理地推导出隐含在宪法文本中的默示性的宪法规范，也就是说，宪法文本中未明确列举的事项，特别是基本权利事项，都可以作为剩余权利而成为宪法中的默示性规范，作为宪法保留事项获得自身存在的法理和制度价值。在缺少宪法保留原则理念的情形下，新立法法的上述规定可以视为对现行宪法相关条款规定的补充和完善。上述条款的规定已经具备了法律保留原则的特性，但与奥托·迈耶所主张的法律保留原则存在很大的区别。

必须要在梳理和理顺宪法规定与宪法规定、宪法原则与宪法原则以及宪法规定与宪法原则之间的价值关系和制度联系之后，提出一个不同于宪法文本规定的新的解释方案，才能作为立法依据和合宪性审查依据，这是从法理上存在着完整科学的宪法规范的角度来发现保留在宪法文本深处应当有的宪法事项。例如，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23]当行政机关主张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应承担具有违法性的举证责任。

反之，必须经许可之行为本身即具有法益侵害性、无价值或违反社会相当性，因而具有禁止与处罚之价值者，则可认定行政机关之许可系阻却违法事由，盖于具体个案，构成不法之行为与消除不法之原因互相冲突，而许可该行为之意义比禁止该行为之利益更为重要，故行政机关之许可消除该行为之不法性，而构成阻却违法事由。鼓励公民见义勇为，同一切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需要注意的是，行政处罚法也容许有推测的承诺（Mutma#223;licheeinwilligung），即权利人虽因不知其情而为承诺，但经合理评估其利益状态，权利人如知其情，将会承诺1982年宪法在将立法权正式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时，也正式赋予了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

例如，1987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国务院提出的议案撤销了林业部部长的职务(参见前引〔2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书，第298页)。首先，国务院的民主正当性直接来自于全国人大的传输，而非源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二）为国务院的职权立法奠定基础从实践方面讲，我国宪法上的议行复合结构奠定了国务院职权立法的宪法基础，宪法第89条第1项中的根据宪法和法律所表达的，并非严格的法律保留。关于何谓负责，宪法未予明确，但负责的一个重要方面无疑是问责。[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97页。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宪法上的议行关系已经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设立而呈现某种复合性，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尚无立法权，故严格来说，议行之间的复合结构尚未成立。

从隐性的议行合一角度看，这种观察似乎并不确切。[77]参见前引〔62〕，彭真书，第184页。这种立法主体的复合性，进一步催生了议行关系的复合性，即我国宪法上的议行关系包含两个关系维度，其一是全国人大与国务院的关系，其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的关系。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以下简称全国人大组织法）第18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由全国人大主席团提名。

[49]关于设置与配置的区分，参见王锴:《论组织性法律保留》，《中外法学》2020年第5期，第1318页。其次，职权立法与行政法规的较高位阶相互匹配，符合1982年修改宪法的意图。

从概念上说，撤职与免职有所不同，撤职的主要缘由是失职或者渎职(参见朱应平:《论建立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体化免职和撤职制度》，《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第131页)。参见前引〔30〕，王旭文，第82页。

总之，从这些差异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产生过程似乎蕴含了更多的民主要素。[40]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1982年4月2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1页。董必武在论及人大制度时曾说：我们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政府的权力是由人民代表大会给的。在这个复合结构中，全国人大作为民主正当性的源泉，分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传输民主正当性。结合上述背景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设立，显然为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应用提供了新的变量，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之间的关系，也拓展了民主集中制的内涵。从该时起，我国宪法上的议行关系开始由单一结构向复合结构发展。

例如，根据我国宪法第67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撤销不合宪、不合法的行政法规，也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他在1937年指出：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

这种差异可归结为三方面：一是提名主体上的差异。[23]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名录、第一届全国人大任命的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录，参见前引〔16〕，何虎生等编书，第58页，第154页。

国务院不仅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也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43]前引〔22〕，许崇德主编书，第147页。

当时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约为1200人），略少于苏联两院代表的总和，但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国会都大得多。国务院总理人选则由国家主席提名，国务院组成人员的人选由总理提名，这些都属于个人提名。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大事记(1954—2014)》，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1383页。[93]参见林彦:《从来自地方，到代表地方:全国人大常委会应适度引入地域代表制》，《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第32页。

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从宪法文本的表述看，宪法似有将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时对举于全国人大之下的意味。

1982年修改宪法时，修宪者面临着在全国人大的代表性与行动能力间作出选择的问题。[25]前引〔1〕，肖蔚云书，第153页。

[75]人民代表大会更多地体现政权组织的群众路线特点，体现了人口众多的单一制大国在政治上团结照顾各方的要求，同时也要充分发挥自身作用，而常委会人数较少，并实行委员专职，便于经常性地开会和讨论决定问题，体现了代议机关共同性的特点规律。 注释:[1]参见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页。

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立法机关，它的民主正当性显然并非来自于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的执行。在我国宪法上，行政法规具有仅次于法律的位阶，这与国务院的直接民主正当性相呼应，也符合修宪者对行政法规之功能的期待。严格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担任行政机关等的职务，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特别说不通的地方，关键要看以何种理论作为判断的出发点。如果说立法有专业性，那么监督也同样有专业性。

列宁虽然对西方议会制多有批判，但他并不反对议会制本身。其理由是，从民主的角度看，越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决定，就越应当由具有直接民主正当性的机关来作出。

[57]前引〔3〕，王贵松文，第123页。且在所有中央国家机关中，宪法唯独规定它们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

参见黄明涛:《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第107页。我国宪法上的议行关系具有明显的复合性。